《非誠勿擾3》在它1分36秒的預告片中，用了大概三秒鐘的時間，讓新扮演建國的常遠，復現了那句“討厭，人建國”的臺詞。

這句話被放到預告片里，至少意味著創作者覺得，這是一個重要的、有延續性的、符號式的笑料。

當然，這種延續和符號也可以等同于另一個詞，那就是重復。

在正片中，這種重復簡直讓人厭倦，它不僅喋喋不休地把前兩部里的情節和笑料拿出來反復咀嚼，在情感、婚戀和性別意識上，幾乎沒有一點進步。豆瓣6.0的評分，我看的場次里笑聲并不多，都證實了這種陳舊。

作為馮小剛的標志性系列作品，《非誠勿擾》已經發展成了一個橫跨15年的大IP，但在這15年里發生了很多事情，比如由馮氏喜劇開啟的賀歲檔已經不再那么重要了，反而是春節檔成了全年的最大票倉；與之伴隨的則是年輕的觀眾已經不再熟悉馮小剛了，開心麻花甚至脫口秀才是屬于新一代人的喜劇。

再比如，一些曾經有效的笑料，在如今變得不再討喜了。2008年的中國觀眾，還會為能在銀幕上看到用“那事兒”來討論夫妻性事而覺得大膽，為主流商業片里第一次出現同性戀形象而發笑。可到了2024年，再在銀幕上說“十年沒見到老公難道就不想膩一膩嗎”，很難不讓觀眾覺得反胃。

不可否認，馮小剛曾經是走在觀眾前面的創作者，這也使得他的馮氏喜劇在嬉笑諷刺的同時具備了一些說教的意味。但當時代變化，創作者卻還留在原地，那種在2008年代的前衛，就會變成如今的“爹味“。

《非誠勿擾3》里秦奮和笑笑的關系有太多可吐槽的地方了，不過這還不是我今天想探討的內容，我更想聊的，是從建國這個角色身上所折射出來的一些文化意識。

從2008年《非誠勿擾》里的馮遠征開始，

到2010年第二部里的廖凡，

再到第三部里的常遠，

建國這個人物沒變過，演員在一直換。但事實是，這三張臉的面容是如此的模糊而相似，我們甚至還能在其他許多華語電影里找到這樣的“臉”。

他們是《非誠勿擾》系列的茉莉或建國，

是《夏洛特煩惱》里的“孟特變成孟特嬌”，

也是《飯局也瘋狂》里集合了“娘娘腔”和動作明星特質的家明，

還可以是《天下無賊》里用妖嬈聲線恐嚇眾人的瘦劫匪。

當然，在華語電影中還有著不少優秀的同性題材影片，這些本就聚焦這一群體的作品有著主題與人物上的共融，它們不在我們今天的討論范圍里。

今天想說的，是那些“刻板的臉”。

當我們把這些臉放到一起看的時候，我們便會發現，時間、時代乃至社會話語的變化，好像都沒法在他們身上留下痕跡。他們組合而成的，是一種華語電影里的刻板角色圖譜——女性化的男性、刻板化的男性、也是被丑化的，并因此而好笑的男性。

在這樣的語境下，這些角色的影像表達其實已經和演員無關了，他們更多來自創作者。寫下這些角色、拍出這些故事的人們，不僅在借此教導著異性戀者如何看待同性戀，更是在以一種毫無立場的傲慢姿態，教導著同性戀人群，如何去看待自身。

《非誠勿擾》在2008年上映時，被認為是第一次在國內主流院線片里，正式提及同性戀形象（《霸王別姬》只是小范圍上映）。故事里，葛優飾演的海歸秦奮上網征婚，第一個來應征的卻是以前的同事、馮遠征飾演的建國，如今已經改名為艾茉莉。

他手戴戒指，儀表和舉止明顯女性化，用“人家”來稱呼自己的語言習慣，“討厭”的口頭禪，都指向了一個非常刻板的、注重外表的，在社會話語中會被稱為“娘娘腔”的男性形象。

15年過去了，故事發展到第三部，建國對秦奮的求而不得更發展到了極致，他甚至做了一個秦奮的仿真機器人來陪伴自己。

且不說這種多年從一而終的設定里帶了多少直男凝視的成分，光是在建國這個角色依舊以女性化外表作為笑料的設定上，我們就能感受到那種冒犯之意。

這樣的他，在“馮氏喜劇”中，是作為一個喜劇和反諷形象出現的。這也意味著，創作者，覺得這樣的角色是“好笑的”，這是屬于創作者的“喜劇判斷”。在這喜劇判斷之后的第二層，才是創作者想要借助這種形象去完成的“喜劇傳達”。

先來說“喜劇判斷”。需要說明的是，把女性化的男性/男同角色，設置為喜劇角色或丑角，幾乎是在電影誕生之初就存在的現象。《礦工阿爾吉》(1912)被認為是最早的酷兒影像，對“娘娘腔”的男性化改造貫穿了影片敘事，其實也已經錨定了“女性化的男性形象”在影像敘事和社會話語中的位置。

他們是喜劇化的，是需要被改造的。而這背后的深層邏輯和喜劇傳達也昭然若揭——溫柔、精致、美麗、纖細的女性氣質對于傳統男性氣質來說，是種傷害或玷污，是不正當和需要被清洗的。

阿爾弗雷德·阿德勒從兩性氣質對立出發的研究也很清楚地闡明了這一點，當社會被主流的、由男性制定和統治著的男性氣質占據，站在其對立面的女性氣質在文化中就是被貶值的，并且與柔弱緊密相連。

《西區故事》的編劇亞瑟·勞倫特斯就非常不理解這種對同性戀角色的喜劇化處理，“我一直不明白為什么觀眾覺得這好笑”，對他來說，當觀眾因為電影中的同性戀角色發笑，就好像嘲笑斯特平·費奇特（黑人演員）是黑人一樣。

覺得女性化的男性角色好笑，這背后的邏輯與“厭女”已經非常接近。舉個很簡單的例子，但男人們穿上女裝，觀眾們會發笑；但當女人在《笑傲江湖2：東方不敗》這樣的電影里穿上男裝，甚至扮成男人，觀眾們只會覺得她們更有吸引力了。

這就像是上野千鶴子在《厭女》中所說：“男人最恐懼的，就是’被女性化’……，厭女癥就是絕不將女人視為與自己同等的性的主體，而是將女人客體化、他者化。更直接地說，就是歧視、蔑視。”

我們還能在建國和孟特這類角色身上，看到另一種更為深遠的同性戀想象和同性戀恐懼。

秦奮對建國的記憶是“文工團轉業過來的”“反正是張羅玩的事兒的”。第二部里，他參與了秦奮看不上的選美大賽。

孟特在《夏洛特煩惱》里最后關于艾滋病的傳播鏈里，也用淡然的神色完成了一種曖昧的暗示。

在《滾蛋吧！腫瘤君》里，熊頓的閨蜜小夏為了幫她出氣，在前男友現任面前扮演“同志戀人”的戲份里，同樣也強化了關于同志的標簽化想象。

在這里，文工團、選美、玩兒與文娛、女性、難成大器的關聯度；跨性別者與疾病、豐富性經驗的聯結，都以一種披著喜劇外衣的妖魔化姿態，在銀幕上重構了那種存在于野聞軼事里的同性戀形象——

“同性戀是耽于享樂的，

是總處在多邊關系里的，

甚至是可以為了某種目的，而隨時調整取向的。”

《非誠勿擾》里，秦奮與建國之間的那段對話，完全可以被看作是異性戀文化霸權下，非異性戀群體所要面對的世界。建國那句“你怎么知道你不是？以前我認為我也不是，可后來我明白了，是不敢面對，沒有勇氣”所回應的并不只自己，也是對面的秦奮所代表的“異性戀合法化”和“男性陽剛氣質必須化”的男權系統。

從這個角度來看，即便建國或孟特這類角色的確令人不適，充滿冒犯和男性凝視，更顯得陳舊，但他們或許也并不是那么“不好的角色”。

電影并不僅僅是創作者的創作，它們也提供了一個機會，讓身為觀眾的我們，從中創造出我們所要的東西。當作者帶著傲慢和偏見寫下這些角色，觀眾自然也會以憤怒或嘲諷作為武器回應，這種觀感甚至還會變成一些更有力量的情緒，校正我們的現實生活。

那些懼怕同性戀或者恐懼著男性氣質消逝的人，當然可以在對這類角色的笑聲中消解掉自己的恐懼。

但對于其他人而言，這類角色的存在，反而讓我們意識到了影像敘事和主流敘事的霸權，以及那些他們仍然無法扼殺的自由與本能。

就像福柯在《性史》中論及的那樣，權力不是，或者說不單純是壓制性的，權力也是創造性和生產性的。

當銀幕在回避、丑化、喜劇化這樣的角色，那它同時也在生產和制造著更多的表達。這些表達始終會召喚出更豐富、更真實的TA們。電影里會有，現實中只會更多。TA們可以化作批評、自由和自我的聲音。畢竟，現在早已不是觀眾需要電影來教我們如何去看世界、看自己的年代了。